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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约财产纠纷彩礼返规则的实践检视与构造

    点击数:2162019-12-03 11:49:00 来源: 赌钱app

    编者说: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年外出务工、求学,婚约对象之间彼此缺少足够的交流和沟通,解除婚约现象日渐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彩礼返还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彩礼纠纷存在着主体不明确、彩礼范围不统一以及彩礼返还规则左右游离的现象。对此,本文作者通过整理中国裁判文书网211份裁判文书,对彩礼返还规则等问题作出了分析。具体内容推送如下:

     

    作者 | 吴诗翔,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来源 | 重庆法院网

    本文共计10739个字,大概22分钟读完

     

    婚约财产纠纷彩礼返规则的实践检视与构造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211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摘要

    彩礼作为婚姻中的传统习俗,起源于西周,沿袭至今,几经波折仍具有生命力。彩礼给付是婚约男女双方财产流转的一种形式,在法律性质上属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财产的流转也带来了彩礼返还的纠纷,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彩礼返还的立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全面否定到引俗入法,表现出对彩礼返还的消极承认。在司法实践领域,彩礼纠纷存在主体不明确、彩礼范围不统一以及彩礼返还规则左右游离的现象,司法与立法的互动呈现出循规蹈矩和自由发挥两种片面,并且过错因素在裁判规则内外游离,影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拿捏。为此,从诉讼法理论和现行习俗来看,以实际给付彩礼和接收彩礼为标准,应当赋予原告的选择权,原告可将彩礼实际接收人列为共同被告。在彩礼范围上,不以名称和数额论,只要符合目的性、仪式性、特定性的财物,均应认定彩礼,可将彩礼分为核心彩礼和非核心彩礼。在彩礼返还上,将主客观因素类型化,遵循消极承认的原则,先考虑主观过错,以此确定返还的基准,再以客观因素左右调节幅度,最后以其他原则作利益衡平,确定最终的返还比例。

     

    关键词

    婚约彩礼,返还主体,彩礼范围,消极承认,主客观因素

     

    正文

    一、婚约彩礼概述

     

    (一)彩礼的历史沿革

     

    “彩礼”一词在中国起源于西周,由西周时期的“采择之礼”经过简化演变而来。而彩礼具体的规制是源于西周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其中“纳征”又称作“纳币”,是六礼中最核心的一步,是指男方用布帛、鹿皮等贵重物品作为聘礼,通过媒人转交给女方,以表示男方欲正式订立婚约的意愿,女方如果接受男方的聘礼,则表示愿意与之成婚,随即双方婚约正式成立。六礼是规范整个结婚过程的婚姻制度,在当时已比较完善,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后续的发展,宋以后就简化为“四礼”(纳采、纳吉、纳征、亲迎),再到朱熹《家礼》中的“三礼”(纳采、纳征、亲迎),元代则演变成礼制“七条”(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婿见妇之父母)。由此可见,“纳征”自始至终都是婚姻成立的核心因素和必经程序。只是在古代,彩礼被上升到国家法的层面,赋予了彩礼的人身约束性,如男方不同意,婚约继续有效,男方可要求女方继续完成缔结婚姻的义务,否则甚至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婚姻的历史长河中,“聘取婚是进步于掠夺婚和有偿婚的婚姻形式,它强调交往中的守礼。”新中国成立后,彩礼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彩礼逐渐成为了一种民间的传统和习俗,不再具有强制力,婚姻自由成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为杜绝买卖婚姻、剔除封建习俗,从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开始就未将婚约纳入法律规制当中。在1950年、1980年《婚姻法》及200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亦未有婚约及彩礼的相关规定,只明令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但在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延续着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的传统惯性。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年外出务工、求学,婚约对象之间彼此缺少足够的交流和沟通,解除婚约现象日渐增多。当然,解除婚约就伴随着彩礼的返还,而彩礼的价值也在逐年上升,有些家庭倾其所有甚至四处举债向对方交付彩礼,从家电、“三金”、扩展到房屋、车辆、高额现金等。男女双方一旦解除婚约,基于婚约所产生的财产关系极易引发纠纷。

     

    (二)彩礼给付的性质

     

    彩礼在古代虽然被上升到国家法的高度,但是“彩礼”一词仍然只是在约定俗成意义上使用,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指涉。我国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也未对“彩礼”作出明确的定义,理论界有学者认为“所谓彩礼是指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男方向女方交付一定数量的聘财后,婚姻即可成立。这实际上有着明显买卖婚姻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彩礼是男方给予女方家庭的财务,是约定双方将来结婚的订婚礼物,其目的在于报答对方家庭养育女儿的付出。”男女双方在婚约期间或者整个缔结婚姻的过程中会发生多种形式的财物流转,有的是为了取悦对方或增进感情的馈赠,有的是看望孝敬长辈的礼品、有的是交谊之间的各种开销等等,而彩礼只是众多赠与财物中的一种,是缔结婚姻过程中赠与物的主要形式。从学者的观点和婚姻习俗的传统不难看出,彩礼是一种目的性的赠与,是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或缔结婚姻的过程中由一方向另一方给付的一定数额或价值的财物。

     

    关于彩礼给付的法律性质,笔者梳理学界的主要观点有:1.从契约说,该观点认为婚约是主契约,彩礼是从契约,其依附于婚约而存在。因婚约本身没有法律效力,受赠方基于该婚约所接受的赠与方的财物,同样没有法律支持。该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混淆了彩礼和婚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彩礼并不完全依附于婚约,婚约注重的是男女双方自愿成为夫妻的合意,给付彩礼则侧重的是财物的流转。给付彩礼发生在整个缔结婚姻的过程中,而不是只有订婚才发生彩礼的给付。2.一般赠与说,该观点认为给付彩礼属于一般性的赠与,赠与人将彩礼交付受赠人开始,除赠与的财物需依法办理登记手续的,一般的动产自交付时起所有权转移。该观点的不足在于否认了赠与人给付彩礼时内心所持有的一种期待结果,法律虽未对彩礼赋予强制约束力,但赠与人往往并非完全自愿,只是尊重当地的传统习俗。因此一般赠与说虽然指出了彩礼给付属于赠与的本质,但并未准确说明其是一种特殊的赠与。3.目的赠与说,该观点认为赠与人为达成某种期待的目的和结果而发生的赠与,一旦目的未实现,接受彩礼一方就不再享有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依据,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该观点看似符合彩礼给付的特征,但其根本不足在于将彩礼给付的目的性上升到法律意义的高度,或者说将目的未实现作为法定的撤销赠与事由。而彩礼给付虽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但这种单纯的期待不能绑架婚姻人身关系,不具备严格上的法律意义,只是某种法律行为的附加条款才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4.附义务的赠与说,该观点认为受赠人在接受赠与的同时负有与赠与人结婚的义务,一旦受赠人不履行缔结婚姻的义务,所接受的彩礼应当返还。显然,赠与合同虽然可以附义务,但所附义务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把男女登记结婚作为合同义务违背了婚姻法基本原则,是古代彩礼制度的某种翻版。5.附条件的赠与说。该观点认为彩礼给付不是普通的赠与,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附生效条件和附解除条件。“生效条件”是指“婚姻成就时”,也就是说男女双方结婚时赠与才生效,显然该观点与附义务的赠与说存在同样的弊端。“解除条件”是指“婚约解除时”,也即是说如果所附条件未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如果所附条件成就(婚约解除),则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男女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所赠与的财产应向赠与人返还。该观点强调彩礼给付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但同时又不具有强制的人身约束性。与现行《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并不矛盾,符合当前社会的婚约习俗,也是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平衡。台湾学者史尚宽亦认为彩礼系“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故将婚约彩礼返还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更为恰当。

     

    (三)彩礼返还的立法状况

     

    由于我国曾经长时期否定彩礼的地位,因此彩礼很少出现在正式的法律条文中,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但是,通过对立法的梳理,不难看出彩礼的地位呈现“否定之否定”的回升发展脉络,概括起来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

    相关法律文件

    内容表述

    评析

    全面

    否定

    《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

     

    买卖婚姻,不但指公开的买卖,凡彩礼、聘金等变相的买卖亦包括在内

     

    明确废除彩礼、聘金

    限制

    放松

    《关于军人婚约和聘礼问题的复函》

    《关于婚姻案件中聘金或聘礼处理原则的指示》

    《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

     

     

    订婚时的彩礼问题可在取消婚约时自行解决

    对于赠与,一般不返还,除非给付方特别困难而接受方有能力

    主动赠送对方及父母财物的,以及为结婚而共同购置的衣物用品,赌钱app时,原则上不予返还

     

    赠与财物从买卖婚姻中区分出来,不再笼统按照违法予以否定,考虑困难返还

    开始

    认可

    《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赌钱app案件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赌钱app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

    对于索取财物或者彩礼的,如果共同生活时间不长,法院应当酌情判决返还;在双方赌钱app后,如果给付方生活非常困难,法院也应当判决返还

     

    初步确立了彩礼返还的参考因素,并且从酌情返还变为应当返还,可见法律对于建立彩礼返还制度的目的已初现端倪

     

    消极

    承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是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赌钱app为条件

     

    对彩礼性质进行了定义,并且以是否办理结婚登记和是否共同生活明确对返还情形进行分类

    对于当前的彩礼返还司法解释,学界基本上都认为该条款的规定过于宽泛,甚至有很多漏洞,不能指导司法实践。但是很少有学者探讨立法背后的原因,是立法的疏漏还是有意的“沉默”。本文认为,习俗作为一种地域性、本土性的因素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变迁,正是因为立法的弹性才给予了法官创造性解释法律、续造法律的机会,这是法律对法院的约束“符合计划的松动”。对于这样一个传统习俗的领域,一方面立法不能“粗暴”的否定习俗的价值,同时对于彩礼这样的习俗也不宜“大方”的认可,立法的审慎成为必要。立法者或许更期待司法实践对习俗的重塑,在“旧俗”与“新风”之间寻找平衡。

     

    二、司法实践中婚约彩礼返还规则存在的不足

     

    (一)诉讼主体不明确

     

    婚姻的缔结关系到两个家庭甚至家族,婚姻中的费用收支常常涉及男女双方以外的主体。在事后因彩礼问题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如何选择主体以及法院如何认定适格的主体,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的依据。而就本文统计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211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列明原告父母的案件有33件,列明被告父母的案件有112件,列明媒人、其他亲属为被告的有7件。以女方父母或其他亲属为被告的案件占比56%,排除有些案件中女方父母确实没有接收彩礼的情形,说明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主体适格的认识由一定程度的统一。但同时要指出的是,仍有不少案件在被告主体适格的问题上拿捏不定,法官心中没数,当事人和律师心中更没底,导致有些案件在认定事实和判决返还主体上存在偏差,接收彩礼方的父母和女儿之间“踢皮球”,也给后续执行工作带来不便。

     

    (二)彩礼范围不统一

     

    1.认定依据不足。彩礼范围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返还数额大小的问题。实践中审理者在是否认定彩礼的说理依据上,有的依名称论,案件中涉及到诸如“彩礼”、“聘礼”等具有明确指向的财物,一般均认定为彩礼,211份判决中有204份判决将名称为“彩礼”的现金均认定为彩礼,但是也一些判决导致如“投保单”、“传家手镯”等虚拟财产或实物的认定不清,而且各地习俗差异大,名称五花八门,单纯依名称论容易将部分应当认定为彩礼的财物排除在外。有的依数额论,将数额较小的财物排除在彩礼之外。显然,彩礼范围涉及财物性质之辩,依数额大小决定彩礼范围不具有合理性。对于数额较小的财物,有56份判决中法官一般表述为“双方为增进感情而赠与的财物”、“礼节性馈赠”等而不予认定。无论是依名称论还是依数额论,均是没有深刻把握“按习俗给付的财物”的内涵,没有在说理上对彩礼的性质结合立法目的和传统习俗进行剖析。

     

    2.认定说理混乱。对于名称为“彩礼”之类的财物认定一般不存在问题,彩礼范围认定的混乱主要体现在非“彩礼”名称之外的“红包”、“衣服”、“三金”等上面。有的将其直接认定为彩礼,有的明确不认定,而在明确认定和不认定之外,有些是没有涉及到该名称的财物,但也有较多的案件进行了模糊处理甚至未予以评判。反过来,在将红包、衣服等认定为彩礼的案件中,也不见得完全正确,有可能扩大了彩礼范围,关键在于没有紧密结合彩礼的性质进行说理,笼统认定的现象非常普遍。在211件裁判文书中,对红包、三金的认定结合彩礼性质进行说理的有31件,占比14.7%;未进行说理的有114件,占比54%,其中有27件直接认定为彩礼,有87件直接不认定为彩礼;采用证据不足判决不予返还的有66件,占比31.3%,此类案件对彩礼认定问题进行回避,既未说明属于彩礼也未明确说明不属于彩礼。

     

    (三)彩礼返还规则左右游离

    目前,彩礼返还纠纷案件主要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但由于条文内容规定的过于原则、概括,导致在实务裁判中欠缺可操作性,“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应当支持全额返还还是应当支持部分返还,如果是支持部分返还,具体返多少该如何确定以及该参考那些因素予以确定均不甚明确。导致司法与立法之间形成两种互动:

     

    1.司法对立法的“循规蹈矩”

    211份裁判文书中,判决全额返还的有35件,纵观判决全额返还的说理参考因素,大多数均是没有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时间很短(两个月以下),并且女方没有怀孕、流产等情形,但有11件判决几乎均参考了共同生活时间、因家庭琐事争吵和女方怀孕或流产三种情形。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超过两个月,有的甚至长达一年多并且致女方怀孕或流产,法院仍然判决全额返。其依据的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法官当然的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就应当返还彩礼,至于司法解释也没有说明应当按比例返还,因此适用该条文与法律规定“高度吻合”,由此得出全额返还就不足为奇。正如孔祥俊指出:“法院的层级越低,在司法上越会注重循规蹈矩,守法有余而灵活性略显不足。

     

    2.司法对立法的“自由发挥”

    相较于司法对立法的机械适用,同时存在的是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发挥,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形:

    1)同样的比例不同的参考因素。除去前述全额返还的情形,在返还比例10%-90%之间,考虑到法官适度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本文将返还比例划分四个档次即:10%-30%、30%-50%、50%-70%、70%-90%。如有个位数,一般按四舍五入法归纳。统计得出第二、三档次的判决数量最多,有144件,占比68.2%。为尽量覆盖该宽泛区域的统计数据,本文选取50%-60%返还比例为样本,考察其参考因素情况。结果发现,以参考因素最多的三个变量即“共同生活时间”、“家庭琐事纠纷”、“怀孕或流产”为例,在47件案件中,均参考了共同生活时长和家庭琐事纠纷因素,且时间大致都在半年左右。在这两个变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如果返还比例大致相同,那么第三变量也应该会同时参考或不参考,但是在47件案件中,有15件参考了怀孕或流产情况,其余32件未参考,甚至有些案件在共同生活时间达2年的且有怀孕或流产情况,判决仍然与共同生活半年且未怀孕或流产的返还比例相同。

     

    返还比例

    参考因素

    共同生活半年

    家庭琐事纠纷

    怀孕或流产—

    共同生活半年

    家庭琐事纠纷

    50%-60%

    15

    32

     

    2)同样的参考因素不同的比例。以共同生活时间和家庭琐事为例,本文选取“生活时间为一年”、“家庭琐事纠纷”两个固定变量,来考察在此情况下,判决返还比例的差异性。结果发现,在11件案件中,同时参考共同生活一年和家庭琐事纠纷的情况下,返还比例分别为29%、70%、100%、100%、50%、50%、33%、70%、65%、80%、40%,可以看出,判决返还比例从30%-100%几乎每个返还档次均有分布,显然说明自由裁量权太过“自由”了。

     

    参考因素

    返还比例

    30%-50%

    50%-70%

    70%-90%

    100%

    共同生活一年

    家庭琐事纠纷

    5

    3

    1

    2

    3.过错因素游离在规则之外

    根据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文义解释,只要符合规定的三种情形,一律应当支持,对于没有明确规定是否需要考虑当事人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事实或者办理结婚后未共同生活有无过错,这样不免让人理解为彩礼返还规则适用无过错责任。现实生活中,双方未缔结婚姻的原因复杂多样,既可能是基于当事人主观过错,也可能是基于客观事实导致的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可能是给付方的过错,也可能是接收方的过错,可能是单方过错,也可能是双方共同过错。211份判决中,绝大多数参考的是“共同生活时间”、“家庭琐事纠纷”、“怀孕或流产”,换句话说考虑的是客观事实,而对于最终造成事实结果的原因几乎没有分析,只有5份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提到过男方或女方与他人恋爱或结婚而提出解除婚约。可能涉及到过错的“家庭琐事纠纷”因素,也是语焉不详,无法看出过错方在谁或各自过错的大小。除此,几乎没有案件明确提到过错责任。要说法官在判决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虑过错因素也并非如此,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抗辩、情绪、抱怨哭诉等都会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被掂量一遍,“过错”就这样隐蔽的进入了法官的内心,只是这种掂量是一种自觉行为还是不自觉为之,有待进一步探讨。总之,过错或许如一根隐形的“指挥棒”在左右着客观因素的权重。关键是这种非制度性的考量,常常为法官的自由裁量埋下伏笔,不能确保每个法官都能拿捏到位。

     

    诚然,司法实践中彩礼返还纠纷除了存在上述显著的问题外,还呈现出当事人双方矛盾突出,被告方甚至双方当事人本人出庭率低等问题,导致案件事实往往模糊不清或难以查明。

     

    三、婚约彩礼返还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诉讼主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理论,诉讼主体又称诉讼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利害关系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身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婚礼中的开支大多来源于家庭共同财产,彩礼的给付方和接受方并不仅限于男女双方,往往由父母甚至亲属代送和代为接收。显然,在婚约彩礼返还纠纷中,实际的代送人和接收人与案件的处理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如果不将实际的接收人列为当事人,即使判决或调解由女方承担返还责任,但因其本人无偿还能力,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导致胜诉方的权益无法有效保障。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中提到,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不予采信。故从诉讼法理论和现行习俗来看,应当赋予原告的选择权,原告要求将对方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应当准许。在责任承担上应当是共同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二)扩大彩礼返还的范围

     

    从各地的传统习俗来看,婚约给付的财物名目五花八门,有彩礼、订婚金、聘礼、离娘钱、下轿钱、各种红包、衣服、三金钱,还有房子、车子等实物和特别纪念意义的物品等。在认定彩礼范围的过程中,由于各地习俗的差异,不能单纯以名目论或数额论,还是要回到彩礼给付的立法导向和彩礼的概念。

     

    从彩礼给付的立法状况来看,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倡导积极健康的社会主义风尚,对以前旧社会的彩礼习俗予以了全面否定,很多是对彩礼直接予以没收。后来到八九十年代以及进入本世纪后,国家层面开始对彩礼进行一定程度的认可并建立初步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一种认可实质上是在面对大量彩礼返还纠纷中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吸收运动,归根结底并不是积极肯定彩礼的价值。换言之,不论是对彩礼的全面否定还是一定程度的认可,立法的主线依然是不提倡婚约彩礼的给付,面对当前彩礼风气在部分地区的盛行,甚至恰恰需要对其进行规制,让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故扩大彩礼认定的范围,意在遏制婚约中的“涉幸”想法,最终在基数上增大返还彩礼方的负担。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来看,应当返还的是“按习俗给付的财物”。正所谓“法律不是被嘲笑的对象”,司法者应该合目的的解释。因此,纵观古今彩礼的各种习俗,虽然在名目上千变万化,但是几个核心的特征依然有迹可循。首先,彩礼给付具有目的性。彩礼发生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彩礼的给付不同于一般的赠与或市场交易,其寄托着给付方对缔结婚姻,长期共同生活的希望和信念。因此不同于男女交往过程中的礼节性赠与或为取悦对方、交际感情而所为的金钱付出。其次,彩礼给付具有仪式性。彩礼是按照习俗给付的财物,习俗是一定时间和地域内约定俗成的做法或观念,往往以一种仪式性的形态出现。婚姻的缔结对男女双方乃至两个家庭而言都属于重大事项,正所谓“婚姻岂能儿戏”。因此,在仪式性场合交付的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财物均属于彩礼。最后,彩礼给付具有特定性,彩礼给付的主体往往是男方或其近亲属,主体具有特定性。彩礼给付往往还伴有特别纪念意义的物品如“传家宝”之类,给付人在给付此类物品时往往尤为看中,意义非凡,代表着对婚姻的美好寄托。

     

    因此只要是符合“按习俗给付的财物”的“三性”即目的性、仪式性、特定性的财物,无论是有形财产还是无形财产,无论是数额大还是数额小,均应当认定为彩礼。至于有些数额较小的财物,不完全等同于礼节性赠与,如果符合彩礼的三性,不能因其数额小而直接认定为礼节性赠与。只是在实践中,由于数额小而给付方往往无法充分举证,可从证据角度不予认定。最终达到同样的效果同时保持了彩礼认定标准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将彩礼分为核心彩礼和非核心彩礼。核心彩礼包括:彩礼、聘礼、订婚金等一般直接在订立婚约时给付的财物;非核心彩礼包括:离娘钱、下轿钱、新娘红包、婚礼服装、三金钱、传家信物等在缔结婚姻过程中按习俗给付的财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娘红包、婚礼服装和三金钱,实践中往往将其不认定为彩礼。而基于以上的分析,在订婚或结婚当天前后给予新娘的红包不同于给予女方亲属的红包,其目的是为了表达愿意与女方缔结婚姻的愿望,一般在数额上还要按照习俗的规定,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应当将红包区分为礼节性红包和新娘红包,新娘红包属于彩礼的范围;在恋爱以及缔结婚姻的过程中,男方一般会给女方买衣服等,如果是为了取悦对方,交流感情性质的衣服,不应认定为彩礼,但为了结婚而准备的服装如婚纱、敬酒服等,其目的性和仪式性显然都很强,因此应将其纳入彩礼的范围。还有就是三金钱,其不同于女方过生日或其他节日的首饰馈赠,“三金”几乎作为一项传统习俗而为结婚男女所必备,赠与三金的目的是为了缔结长久的婚姻,戒指还会在订婚时或婚礼现场交换佩戴,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并且有些首饰还是家族传家信物,因此也具有特定性,故应当将其纳入彩礼的范围。

     

    (三)彩礼返还规则的类型化分析

     

    彩礼返还归根结底是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因其涉及到感情生活、民间习俗等,自由裁量性更是不言而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裁判差异性也不足为奇,任何企图像“自动售货机”式的输出标准比例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但同时,裁量必须把握好价值取向和司法导向,价值则是“采取立场的内心活动”。本文旨在对司法裁判的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将裁判背后事实存在的各种参考因素进行梳理并试图类型化,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1.从幕后到台前:过错因素及其类型化

     

    当前,对婚约彩礼返还制度的研究文献中,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最大的立法缺陷在于没有引入过错制度。根据本文的研究,认为学界的这一观点有失偏颇,或者说只是从条文到条文的文义解释,而忽视的司法实践中法官鲜活的裁判过程。更准确的说,法官在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是否怀孕或流产等情形时,男女双方在法庭上的诉说,甚至相互的“攻击”,这一点从判决书中当事人“诉称”、“辩称”中可见一斑,而这些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法官的自由心证,从而影响判决返还比例。当前的问题在于,从判决书中一般没有关于过错认定的说理,更缺乏将这种过错类型化、制度化的表述。因此,本文不是要引入过错因素,而是要将原本潜伏在“幕后”的过错因素搬到“台前”并且类型化。

     

    主观过错主要指当事人对未缔结婚姻存在故意,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其中直接故意是指当事人通过积极作为的方式实施不利于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行为;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不利于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持放任的态度。依据不完全列举,主观过错包括但不限于:(1)一方有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恶习且一直不改正的;(2)违反忠贞义务,同时与他人进行交往、同居甚至与他人缔结婚姻关系的;(3)婚期届至,无故拖延或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4)一方对个人重大基本信息故意隐瞒的,且该信息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有重大影响的;(5)彩礼给付后,一方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正在服刑的;

     

    值得注意的是类型(3)一方当事人不愿意或者不同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真正民法意义上的过错,出于尊重婚姻自由的考虑,婚约早已不具有人身属性。只是,从婚约契约的角度,毫无疑问这种决定损害了对方对缔结婚姻关系之美好期待和付出。一方面从婚姻自由的原则出发,应该支持返还彩礼,但同时,不可忽视对想缔结婚姻关系并为之付出的另一方权益的保护,因此姑且将其作为过错归纳。

     

    2.从一维到多维:客观因素及其类型化

     

    客观因素是指非受当事人主观意思的控制而偶然发生的无法预期和控制的事件。客观因素往往是未缔结婚姻最直接的表现,往往也正是因为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婚姻未缔结。相关解释文件和司法实践中,已经在参考因素时不同程度的考虑,如:共同生活时间、是否生育子女等。细言之,当前参考的因素主要局限在未缔结婚姻存在的客观状态或者说结果,同时某种程度上是站在女方角度考虑,一般而言,从男女性别差异和现实的习俗观念而言,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和生育子女,对女性的影响显然更大,“婚前性关系或赌钱app对男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会导致女性在当地婚姻市场上大幅贬值”。当前彩礼返还的参考因素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未缔结婚姻客观上的原因力,也就是说参考只停留在客观状态或结果的一维角度,而没有加入客观原因等多维因素。鉴于客观状态和客观原因,均属于客观存在并影响彩礼返还的比例,依据不完全列举,包括但不限于:(1)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2)是否生育子女或流产;(3)彩礼给付后,女方已实际用于家庭生活的;(4)彩礼给付后,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尤其是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得结婚的疾病;(5)彩礼给付后,一方失踪或死亡的;(6)彩礼给付后,一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如:患有精神病;(7)基于风俗习惯被认为不宜结婚的,如:八字不合、犯冲等;(8)单纯的性格不合。

     

    3.原则与路径:返还比例的确定

        

    在将彩礼返还的主客观因素类型化之后,彩礼返还首先还得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婚姻自由原则、男女平等原则、公平原则、适当照顾女方权益原则等这些原则不难让人理解,在法官裁判案件时一般也会适用。值得强调的是,在彩礼返还上还应当确立消极承认原则。所谓消极承认原则是指婚约不以彩礼为必要,彩礼纠纷中接受方应当返还彩礼,在特定情形下可减少返还数额。之所以要确立消极承认原则,如前所述,从立法的轨迹可以看出,从建国初期的全面否定的“武断”到尊重习俗的“松口”,远不是立法对彩礼的积极承认,毋宁说当前对彩礼返还的承认是尊重民间习俗的折中之举。立法并不积极主张彩礼习俗,这与当前的部分地区的彩礼乱相也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说在彩礼纠纷中应当返还是原则,少返或不返是例外。这一原则也直接影响到在考虑主客观因素时裁判的路径。

     

    本文认为,在遵循消极承认的原则下,先考虑主观过错,以此确定返还的基准,再以客观因素左右调节幅度,最后以其他原则作利益衡平,确定最终的返还比例。具体而言:在消极承认的原则下,应当返还是原则,故此处的过错不同于一般侵权法意义上的过错,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例如,如果系彩礼给付方之过错,应适当减少该过错对于给付方的权重,即裁判彩礼部分返还或者不予返还;如果系彩礼接收方之过错,应适当加重该过错对于接收方的权重,即裁判全额返还或者大部分返还;如果双方均有过错的,此时应当对当事人的过错进行主次划分,若彩礼给付方之过错大于彩礼接收方的,彩礼给付方承担主要责任,彩礼接收方承担次要责任,则裁判部分返还;若彩礼给付方之过错小于彩礼接收方的,彩礼给付方承担次要责任,彩礼接收方承担主要责任,则裁判全额返还或者大部分返还;若双方过错相当的,可参考侵权责任中的过失相抵原则,裁判大部分返还。在确立的返还基准后,如未缔结婚姻还存在客观因素,可适用公平原则和适当照顾女方原则。通过分配正义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若客观原因出现在彩礼给付方,则在返还基准上酌情降低;若客观原因出现在彩礼接收方,则在返还基准上酌情升高。

     

    彩礼作为婚约中的传统习俗或许还将长期存在,甚至有些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存在有一定的历史土壤和基因。立法和司法机关在制定和适用统一法律制度的同时,也在对传统习俗进行改造,但同时也应当对传统习俗保有必要的敏感,审慎地梳理和引导。总的来说,彩礼返还归根结底是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任何试图提出标准化规则的尝试或许都显得徒劳。通过扩大彩礼返还的主体和范围,倡导彩礼应当返还,让男女双方在交付和接收彩礼时多一份理性和审慎,使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而不陷入流俗的漩涡。通过返还规则的重塑,梳理出一些共性的特征和因素,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指引方向,那就是,当下彩礼习俗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应该被限定,制定法和司法裁判同时在塑造着新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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